/content/17/1028/10/7442640_698770990.shtml 辛亥革命时,日本为什么冷淡袁世凯 | 彰考局

   

辛亥革命时,日本为什么冷淡袁世凯 | 彰考局

2017-10-28  cat1208

辛亥革命前夕,针对革命党人在中国东南沿海日益活跃的形势,日本驻香港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向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提交了一份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分析报告,认为虽然民众对清政府多有不满,但革命党势力只集中于两广一隅,其他地区的反清力量还比较分散,清军有能力扑灭各地零星的起事,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大气候。①


日本将宝压在了当时海内外均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康梁立宪派身上。1911年6月11日,康有为在日本政府允许下抵达兵库。②维新政变后,康氏曾逃亡日本,当时的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为避免开罪清廷而将其驱离。此番再度请回,正是考虑到慈禧驾崩后康梁立宪派有可能被清廷重用,遂预先拉拢。


对于袁世凯,日本并不看好。


1908年,帝后驾崩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光绪之弟)以足疾为名勒令“回籍养疴”,处于乡居状态。他与日本在1880年代的朝鲜曾结下梁子,这次袁氏倒台,日本政府表示:“虽不会不欣喜于袁世凯的失脚,不过只要东洋的和平不被打破,新政得以延续,袁世凯本人究竟如何是毫不重要的。”③——袁世凯在政治上已经日本被视作一个无关紧要的边缘人了。


而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对袁世凯亦多做冷处理,未能像西方列强那样给予强力支持,这为民初中日关系特别是将来袁世凯“洪宪帝制”期间埋下诸多不安定因素。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134 篇文章


 撰文叶磊(彰考局专栏作者)


划重点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拘泥于维持中国帝制,对革命形势的变化与袁世凯的崛起未予足够关注,甚至在袁氏掌握大权的形势已经明朗后还不愿提供支持,结果是外交目标与现实利益双双告失。


力保帝制的日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认为,这不过是地区性骚乱,很快会被清廷平定,遂仅与盛宣怀等大臣商议保护靠近革命旋涡的汉口铁厂,商讨对清廷武器出售等具体事宜。

但随后,日方陆续接到各城市领事对事态进展的报告,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伊集院彦吉从清廷中枢大臣那桐处获悉,袁世凯有出山安定局势的迹象。④

果不其然,10月30日,袁世凯从河南彰德遣人与伊集院彦吉接触,表示今后要加强联络。

伊集院推测,袁世凯正观察南北方的形势发展,相机出手。伊集院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日本政府。⑤

当天,清廷大臣那桐与毓朗把三箱行李与财货存放日本使馆,并留下遗书,表明局势已非常严峻。

伊集院彦吉,日本明治、大正时期驻华公使。

伊集院向日本外务省建议,为了日本“帝国百年长计”与“皇国永久隆运”,必须派员笼络中国各地的革命党实力派各路人马,并出动军舰,确保清帝至少可以继续统治北清。⑥他本人已经开始接洽蒙古王公。

日本外务省持谨慎态度,希望伊集院继续观察清廷的情况与列强的态度,凡事与英国公使共同商议,不可采取过激行动。

10月31日,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出任署理民政大臣,翌日清廷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令其入京主持大局,复出已是势不可挡。

因此,日本外务省希望伊集院设法与袁世凯联络,通过赵秉钧,私下与之通融钱款,以拉拢关系。⑧伊集院却无意与袁世凯个人发展关系,强烈主张日本应当维持中国的帝制⑨,要求出兵压制袁世凯,以顺从日本的政策。

但列强多持观望态度,特别是英国。基于《日英同盟条约》的约束,未得英国同意,日本不敢贸然出兵。

日英同盟被双方在辛亥革命前夕的7月13日再次延长,其所缔结的《日英同盟条约》被日方外相小村寿太郎称作“帝国外交之真髓”。

这一同盟,可谓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东亚进出的“护身符”,条约之下,日本任何脱离英国的单边行动都阻力重重。

不过,干涉并非伊集院一个人的主张,军界元老山县有朋就担忧,中国若实行共和制会威胁日本的天皇制,要求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转告与中国革命党关系密切的犬养毅,请求他劝告革命派放弃“共和制”。

这种对中国废除帝制可能引发亚洲地区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至威胁日本国体的忧心,弥漫在日本朝野内外,并深刻制约了该国的外交政策,妨碍了日本与袁世凯关系的展开。


被英国牵制的日本

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与朝廷分庭抗礼。复出的袁世凯,虽然大权在握,但依然被要求实行共和的南方革命党,与坚决捍卫帝制的朝中亲贵搞得焦头烂额,一子行错,便随时有满盘皆输之虞。⑪

对这一局面,列强表面上不干涉,实际皆在虎视眈眈,日本更是跃跃欲试。

当时,袁世凯派遣其聘任的日籍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中佐拜访伊集院,传达了希望日本出面调停,并最好能在财政上提供援助的意思。

伊集院本以为这是日本插手中国内政的好机会。但经过与洞悉袁世凯集团内情的阪西中佐详细交流后,发现袁世凯并未有仰赖日本政府意思,只是希望日本“非正式”地给予袁支持,因而日本不能指望通过提供援助操纵袁本人。⑫

12月6日,清廷宣布废除摄政王载沣,同日代表清廷参与南北议和的唐绍仪前往上海。对此,日本外务省致电伊集院公使,认为废除摄政王与派唐绍仪此等重大消息袁世凯事先俱未通知日本,这说明袁与日本关系疏远,袁只是想利用日本。⑬尽管日本准备随时介入中国事务,但袁世凯更青睐实力、声望均为列强之首的英国,并未重视日本。

朱尔典,英国驻华公使。

这种情况下,伊集院公使找到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由外国(实际指日本)武力干涉来恢复中国秩序的时机已经到来,问英方怎么看。朱尔典虽然也赞同维持清帝统治下的君主立宪政府乃最优选项,但考虑到用强权迫使亿万人民接受一种他们反对的政体将会引发严重后果,认为各国应该劝告对立的南北双方直接谈判以避免上述不幸事件。⑭

这说明,英国更在意的是维持中国的社会秩序以保证其在华利权,并未如日本般直接关切清室的帝位问题。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不愿对袁世凯、清廷或南方革命政府等任何一方表示明显偏向,更不愿出兵干涉。

英国的反对使日本的出兵计划搁浅。因此,当南北双方分歧太大无法调和,袁世凯拟废帝制实行共和以迎合革命政府的流言传开时,伊集院公使也只能口头质问袁世凯,袁世凯虽然保证他本人“完全主张君主立宪”,⑮但实际情形如何,则完全不在日本的掌控之中。


“心灰意冷”的日本

随着南北议和的进行,实行共和制已是大势所趋。1912年1月29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以获得革命党人的优待,隆裕太后遂授权袁世凯与革命政府商谈退位条件。

2月10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木已成舟后,袁世凯派人通知伊集院:北京方面财政恶化到已不能与南方革命军继续对抗,自己“不得已”才赞成共和,且实行共和的条件已获得皇太后与亲贵的同意,不日将发表;另外希望日本能帮助维持东三省的和平。

关于东三省的和平问题,这里需交代一个背景。当时日本政府无法直接插手中国南北方和谈,为维持帝制,日本陆军与浪人掩护保皇的肃亲王出走北京,抵达日本控制下的旅顺。军界元老山县有朋则发表“対清政略概要” ⑰,鼓吹日方出兵“帮助”清皇室撤到东北另立朝廷。一时间“满洲独立”的传言甚嚣尘上,引起各方警惕。

英国警告日本政府不可造次,理由是清廷既与袁世凯达成协议由袁氏组建新政府以继承清廷的领土主权,日本便不可再支持肃亲王另立朝廷以分裂中国。⑱日方只得叫停一切官方层面的支持活动。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2月12日,清廷发布清帝退位上谕,当晚外务部给日本驻华公使馆送来承认共和制的照会。

清帝退位引起日本方面的极大震动,伊集院公使请求日本政府将其调职,理由是,耻于在实行共和制度的中国拜会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⑲当袁世凯与南京革命党就南下就职问题发生争论时,袁派曹汝霖拜访伊集院,希望日本出面支持,伊集院给予了冷处理,不愿提供援助。⑳2月16日,袁世凯再派胡维德就孙中山要求他南下就职一事询问伊集院意见,后者一味强调他反对共和政体,同样也未予支持。[21]

日本失去了与袁世凯——中国新的统治者——建立密切关系的良机。

与日本相反,袁世凯独掌大权的局面明朗后,2月16日英、法、意等国公使拜访袁世凯,表示支持袁氏。3月9日,英国公使建议伊集院也尽早承认袁世凯政府,但日方没反应,似乎仍处在中国废除帝制后的“休克状态”。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大总统。待到日本调整其外交政策,并正式承认袁世凯政府的时候,已是一年半后的事情了。


担心共和制动摇天皇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拘泥于维持中国帝制,对革命形势的变化与袁世凯的崛起未予足够关注,甚至在袁氏掌握大权的形势已经明朗后还不愿提供支持,结果是外交目标与现实利益双双告失。日本不仅未能利用革命形势与中国政坛新的统治者袁世凯建立密切关系,其对待袁世凯的恶劣态度甚至还导致了两者关系的疏离,这为民国初年中日关系的开展埋下了不安定因素。[22]

当然,今天以后见之明去批评日本当时的外交政策似不公道,所谓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建立会否引发东亚地区的连锁反应乃至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对当时的日本保守势力来说,并不尽然是杞人忧天的问题:因为接下来的日本大正民主时期,国内就出现了反对天皇专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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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RENCES

注释

①“香港ニ於テ観察セル清国革命党ニ関スル報告書 清国革命党ニ関スル報告進達ノ件”(明治43年8月22日), 戦前期外務省記録 各国内政関係雑纂 支那ノ部 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 第四巻,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号:1-6-1-4_2_1_004。

②“清国人渡来二就テ”(明治44年6月12日),戦前期外務省記録 各国内政関係雑纂 支那ノ部 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 第五巻,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号: 1-6-1-4_2_1_005。

③Sir C.Macdonald to sir Edward Grey.January 10,1909,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Series 1,1906-1919,part2:1909-1911.reed 1,p.393.

④《伊集院彦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1996年,芙蓉書房出版,第78-79页。

⑤《伊集院彦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第92-93页。

⑥《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61年,第377-378页。

⑦《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第56-57页。

⑧《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第58页。

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第378-380页。

⑩木堂先生伝記刊行会 編 《犬養木堂伝 》(中巻), 原書房 ,1968年,第717页。

⑪关于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利用内外形势纵横捭阖并最终登上总统宝座的过程,真相扑朔迷离,长期未能全部澄清,或有说法认为一切不过是袁世凯的权术,形势的发展皆在其袁氏的谋划当中。桑兵教授新著《列强与南北议和的政争》一文(载《学术研究》2016年第7期)分析了袁世凯在南北议和第二、第三次会议间8天里的活动,认为“即使预设了政治目标, 强人要想达成心愿也并不那么轻松自如。8 天的纵横捭阖,对于精于算计的袁世凯虽然说不上惊涛骇浪, 却也经历重重险阻, 绝非一叶轻舟顺流而下那样轻而易举。”这提醒我们辛亥革命期间形势变化相当复杂,决非完全按照袁世凯个人意愿运行。

⑫《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第390-393页。

⑬《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第401-403页。

⑭《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 年12 月8 日), 第490 号,章开沅等主编: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 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149 页。

⑮《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第405-409页。

⑯《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第262-263页。

⑰《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年,第337页。

⑱《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第338-340页。

⑲《日本外交文書·第44巻・第45巻別冊清国事変(辛亥革命)》,第570页。

⑳《伊集院彦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第233-234页。

[21]《伊集院彦吉関係文書〈第1巻〉辛亥革命期》,第236页。

[22]唐启华教授最新著作《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讨论了4年后日本如何“扼杀”袁世凯,这一次是支持帝制,下一次则是反对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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