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18/0904/22/7442640_783933692.shtml 车间主任之死丨人间

   

车间主任之死丨人间

2018-09-04  cat1208

后来我问几个人:知道他们在办公室里厮打,为什么不去看一看?有人说:“不知道会出人命。”有的人却说:“谁管他的事。”


配图 | 《杀人依赖》剧照





2010年,严行杀人一案宣判终结之后,有一个材料需要家属签字,单位领导就把这事交给了分管办公室工作的我。

我通知家属来单位,被回绝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严行在单位出了这么大的事,谁还给你签什么字呀?可是层层领导布置的任务不能不去完成,这也是必须履行的程序,我只能亲自登门,如果他的家属仍不签字,就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但不能强迫。

我事先查阅了档案,记下严行家的地址,到了之后敲门没人,一打听,原来严行出事之后,他的妻子和孩子就搬到了严行的父母家去住了,我只好又打听他父母家的地址。

第二天上午,我按地址找到那栋楼的二楼,看了看门牌号,正要敲门,门突然开了,出来一位年轻女人,不到30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胖瘦适中、长相清秀。她见了我,非常客气地问:“请问您找谁?”声音清脆。

我答道:“我找严行的父母家,我是他单位的。”

“这儿就是,我是严行的媳妇儿,有事跟我爸妈说吧,我到点上班了——”她回头冲屋里喊着,“妈,严行单位的人来了。”

严行的父母循声来到门口。严行妻子介绍说:“这是我婆婆、公公,有事进屋说,大哥,我上班先走了。”说完,便急匆匆下了楼梯。

我说明来意,严行的母亲把我让到屋里,还算客气,而严行的父亲却很冷淡,我伸出手想与他握手,他没伸手,而是转身进了屋里。

看这种气氛,一两句话说不清,我只能进了屋子。

严母把我让到客厅的沙发上,我坐下来想详细地谈谈,顺便做一些安抚工作。没等我开口,严父就语气生硬地说道:“我儿子出事这么长时间,单位就没有一个领导到家里来的,你是第一个,还是有事。我们真不想接待你。怎么的,我儿子成杀人犯了,就不能来家安慰安慰吗?我儿子是怎么杀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

看严父的情绪有些激动,我赶忙劝他:“您坐下,慢慢说——严行我挺了解的,是个好孩子,还是太年轻,一时冲动,办了傻事,不过也没判死刑。”

严父立刻被激怒了:“咋的,还想枪毙吗?”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话欠考虑,又解释说:“大叔,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现在的结果还是让人满意的。”

严母把话接了过来:“你说得没错,谁让我生了一个这样的儿子?不过这个孩子平时特别听话,特别孝顺,根本就没想到他能杀人,说了别人都不相信,都觉得可惜。”

我看她眼睛干涩、黯淡,大概眼泪都流没了。她接着说:“严行车间的书记是我的学生,以前见面都说话,现在见了都躲着走。是,他早就不是我的学生了,是我儿子的领导,当然要远离杀人犯的妈。我是老师,退休的,我承认我没教育好孩子,但杀人难道仅仅是我儿子一个人的责任吗?”

看来我真不能随便说话——此时他们二老的心态我是能理解的,但是绝对体会不到是什么滋味。他们能让我进屋就给了我挺大的面子,看来也是想跟单位的人诉诉苦衷。

老两口滔滔不绝,让我都没机会说签材料的事。严父让严母回卧室休息一会儿,趁这机会我想起身,严父好像没看到,又说:“老太太有病,癌症。”声音很大,冷冰冰的,停顿了一下,又生硬地补充:“子宫癌。”

严母看来知道自己的病情,也不介意。她没有抬屁股,还是在絮叨:“出了事之后,有一个多月,我和老头子都没脱衣服睡觉,也睡不着啊!我连饭都吃不下,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严父又说了不少有关被害人的事,当然都是负面的东西。说出来可能会让他心情顺畅一些,我不便解释,也不能阻止,直到他不想说了,我才说了一些宽心的话。

最后我还得说签字的事,严母很和气地说:“这个字,我们不想签。”

我只好说:“没关系,我把材料放这儿,您再想想,不着急,实在不能签,我去跟领导解释。”

我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告辞了。

两天后,签完字的材料,老两口托人给我带回单位来了。




200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办公,突然,隔壁科室的大姐来到我办公室,惊慌地问:“听说杀人了?”

我没听清,连忙问道:“什么?”大姐又重复了一遍,我追问:“谁杀人了,杀谁了?”

大姐说:“我也不知道,不正问你吗?”

在一个正规的国有企业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实属罕见。时间不长,整个办公楼就都在议论了,人们交头接耳,说火车司机严行,把他们车间主任单守全杀死在办公室了。

我们厂区的行政办公楼与车间办公楼对着,有30米的距离,我所在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车间办公楼的正门。听闻严行行凶杀人,我才猛然想起,刚刚我隔着窗户看到一个人,站在车间办公楼前大门的台阶上,面庞看不清楚,像是戴着个红色长胶皮手套,一直套到小臂的位置,我以为是清洁工,根本没在意。

原来那个人就是严行,他杀了主任之后并没有跑,而是淡定地站在门口。他也没戴什么红胶皮手套,只是因为距离远,我没看清——那是满手臂的血迹。

警车很快赶到,几个警察来到严行身边掏出手铐,严行把通红的双手伸出来,顺从地带上手铐,然后上了警车。警车没有鸣笛,很快驶出了厂区。

救护车早就到了,但是医护人员进去后,并没把被害者抬出来送医院——看来里面的情况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不会有一线希望,医护人员在做后期处理。

车间办公楼前,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汽车,占满了整个空地,是相关部门的各级领导都到现场了。这是震惊整个运输系统的大案,在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

很快,被害者的家属也来了,单位给他们在我们办公楼里腾出一个房间,派专人负责接待、安抚,被害者单守全的妻子知道丈夫被职工刺伤,想见丈夫,被告知:正在救治,暂时不能见,让她放心,不会有生命危险。

单守全的妻子很漂亮,不到50岁,皮肤白皙,身材高挑,一身咖啡色的套装把体型勾勒得非常完美。但是此时人们向她投去的,不是欣赏的目光,落在她身上的,是同情和怜悯的眼神。她的情绪还算稳定,没再提出其他要求,只是默默等待。

她有时会到走廊走动一会儿,可能是在屋里待的时间太长,出来缓解一下心情,脸上也没有悲痛的表情,或许是还不知道丈夫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旁边陪她的亲属想搀扶她,被她轻轻推开,只好陪她缓慢地走着。整个走廊很肃静,没有其他人走动,显得有些恐怖。

单守全有一个女儿,现在在国外读书,也已经通知到了,很快会回来。

保卫科的人都去了命案现场,只有保卫科长在两个办公楼之间巡视。他到我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我简单地问了问——其实,单守全被刺后,说了几句话就死了,也就几分钟的时间,等保卫科长赶到时,人已经咽了气,说了什么,他也不知道。保卫科长没有过多谈论,也许有些事情是保密的,不便透露。

出事之后,大家都还在正常办公,没有人聚在一起议论。出事的现场和楼前也没有人围观,也不用警戒带拦,毕竟这是单位,保持正常工作秩序的观念还是有的,大概也只有大家的情绪,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些影响。




以前我对严行并不熟悉,单位有2000多人,好几个车间,人和人之间不可能都认识和了解,即使经常打照面,也不一定知道姓名。

但我要想了解一名职工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把严行的相片从电脑中调了出来,期间有几个人都来看相片,想认识认识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与常人不同之处。旁边几个认识严行的人就说:“这孩子,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了。”

是的,人们称呼严行的时候,都好说“这孩子”,他那时也确实不过32岁。

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就是老实,老实得近乎木讷,平时很少说话,不熟悉的人根本不理。有熟悉他的人告诉我:当严行坐在那儿,如果你想坐他的位置,只需要走到他身边说:“靠边儿,我坐这儿。”严行就真的会什么话都不说,站起来躲开走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所有认识的人称为“很老实的孩子”,干出了这件意想不到的事。


严行的身高1米8,很瘦,而单守全身高与严行不相上下,身材魁梧健壮,且不臃肿。单守全浓眉大眼,绝对的一表人才,与他漂亮的妻子很般配,时年刚满5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如果单守全与严行打起来,一拳就能把严行打趴下,而此时单守全却倒在了这个瘦弱孩子的刀下。

大家都说,可能也是单守全低估了严行的愤怒,心想一个小毛孩子敢跟我比划,再说,我是领导,你是工人。

严行的父亲没退休前,也是我们单位的职工,我工作时,老爷子已经退休了。他曾经与单守全同在一个车间,彼此特别熟悉,所以对单守全来说,严行属于下一辈人,根本不必放在眼里。而且看严行平时呆若木鸡的样子,能掀起什么大浪?

单守全是单位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这个年龄正是委以重任的时候。单位领导都认为他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也会来事。

单守全的父亲也是我们单位离休的老领导,经常有事找到单位,有次一件事单位没有给他办,他就把厂工会主席破口大骂了一顿。工会主席找到单守全诉苦:“回家跟你爸说说,不是什么事都能办,能办的事哪件没给他办?就这一件事没办,把我骂了一顿,我又不能跟他对骂,这叫什么事啊,影响也不好。”

单守全听了说:“他这人就这样,不用跟他一般见识。回家我再劝劝他,你别往心里去,我爸年岁大了,有点儿糊涂。”

当时我联系工作正好在场,他们的谈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其实,单守全的性格也有点儿像他的父亲,急躁、强势。因工作的关系,我常常跟他见面或通电话,需要他们车间上报的东西总是很拖拉,我一找到他,他就不耐烦,语气生硬,甚至推脱、扯皮,找各种理由搪塞过失。据说他跟工人也从来不好好说话,都是大吼大叫,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容易接近。

案发后,本地的网络论坛里,熟悉我们单位的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声音“一边倒”——大多数人支持严行,不是支持他杀人,而是声援他予以轻判,认为他杀人是有原因的。而对单守全,大家更多的是责备,觉得他对工人太苛刻,不值得同情。

我不明白,对于一个“杀人犯”,大家怎么会如此网开一面呢?




严行从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了我们单位。

刚开始,只要是新分配来的,都是“实习副司机”,给老师傅当学徒,一年后出徒,经过考试,才能成为正式的副司机。成为副司机后,要经过长时间从理论、实操考试,以及日常表现考核等综合评定,最后才能成为司机。严行年纪轻轻就成为司机,已经很不简单了。

单位的火车头大多是内燃机车,每次出勤要两个乘务,一个司机,一个副司机。后来又换成了电力机车,性能更好、速度更快、故障率更低,驾驶环境也要比内燃机车强很多,而且最令人羡慕的是,有的线路是单司机(没有副司机,每月的工资要多很多。

火车司机们都愿意乘务这种新型的机车,但是新型机车不多,旧型机车还没有完全淘汰,要想上新型机车,只能找车间主任单守全。车间主任的权力很大,他让谁跑哪趟车,谁就得跑哪趟车。

严行看到有很多年轻司机都上了新型机车干了单司机,便也有了这种想法。据说他找了好几次单守全,最后一次还真找成了——单守全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只跑了一个月,严行就被单守全拿了下来。严行又去找单守全,这次他们在主任办公室里争吵的声音,大到整个车间办公楼都能听到。

单守全与职工争吵是常态,职工们也都不当回事。起初听到主任办公室争吵时,还会有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想去劝解,可都被单守全骂了出去——就是车间副主任开门看一眼也不行,照样是啥话不敢说,乖乖地关上门,很尴尬地退出来

既然这样,谁都不想不识时务,不管主任办公室有怎样的大喊大叫,大家还是在办公室各忙各的,不再理会,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争吵声消失了,有人看见严行从主任办公室出来了,气囊囊的,边走边小声地嘟囔着。人们猜测,肯定是谈崩了。其实说“谈”都是好听的,单守全从来就不和工人谈什么,有事就是一顿喊叫,胆小的工人有时没等他把事情说完,就被他吓走了。所以单守全能摆平很多有关职工的棘手事,也许这就是领导眼中的“能力”吧。

通常情况下,只要这层楼里单守全的办公室安静了下来,那整栋办公楼都安静了。过于安静不是单守全的工作风格,他要看到不顺眼的人和事,就像点了炸药一样,每天不知要炸几次。有时他对跟他平级的车间书记都要调侃、耍弄几句,书记也得面带笑容,默不做声地听着。

严行和单守全不欢而散。了解严行的人说,不整出子午卯酉来,这小子不会善罢甘休,有股认死理儿的韧劲。更主要的是,争吵里边肯定有隐情,从旧型车上新型车跑单司机不是说去就去的,司机若是没有“表示表示”,单守全不会轻易同意。再说严行上了新型车,又被换下来了,可能还有不便说清的事儿,这就更有让人猜疑的余地了。

不是琢磨不透,其实很简单,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




听人在私下里的议论,我更加清晰地了解了单守全的升官过程。在我去严行父母家的时候,严父也跟我说了一些细节,可以断定,“钱”在这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单位是关系到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部门,所以有各级检查组昼夜不间断地进行检查,发现有违反规章制度的人,就要严格实行罚款甚至下岗、调离,严重的还会牵连车间领导一同处理。

那次严父给我讲,单守全曾经拍着严行的肩膀说:我因为你违章,也被扣了钱,怎么办吧,“这明显不是要钱吗?”

严行便说:扣多少钱我给你补上,哪能让主任跟我一起被扣钱呢。可单守全就是不说钱数,这更不好办了,只能多补不能少补。

那次严行给单守全补了多少钱,严父没说,“钱数不会少,少了单守不会要,肯定远远超出罚款的钱数”。

单守全来钱的道儿太多了,也很容易。如果这次严行不给补钱,作为车间主任,单守全有很多“治”他的办法——不只是克扣收入,还可能在大会、小会上用恶毒的语言进行人身攻击。小题大做、无中生有,这些伎俩,对于单守全来说是手到擒来的把戏,凭着当了多年主任的经验,炉火纯青。

保卫科配合警方清点单守全办公室的遗物时,在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成捆的现金,具体数额,没有透露。还发现了十几条高档香烟,其他的还有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所有的遗物都会成为办案的依据,同时也是为单守全的死亡定性——是因公殉职,还是渎职导致被害。

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事情,车间新主任上任后,在整理单守全值班曾用过的床铺时,又发现了惊天的秘密——这个地方被警察部门和保卫科忽略了,没有搜查到——被掀开的床铺下,铺了几层厚厚的购物卡。新主任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没缓过神儿来,稍稍平息之后,新主任没报告保卫科,而是找来一个科员,商量怎么办。他俩先把购物卡收集起来,足足装满了一大编织袋。

购物卡的总金额应该是惊人的,最小的面额应该是200元。至于这么多的购物卡为什么没发给职工——或者说当初就没想发——那么买来干什么呢?这些应该是个谜了。

这些卡后来新主任是怎么处理的,上交了,或者他留下了,也没人说。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这是与新主任一起整理购物卡的那个人传出来的,事情也就不那么简单了。

不管怎样,单守全的本质已经昭然若揭了。假如他没死,或者只是受伤,那么这些事情如果败露了,罪过也轻不了。




严行那天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后,并没有回家。虽然他老实,但平时还是相处了几个非常不错的同学,有时在一起聚聚。临近中午了,他又想起他们,打电话找来几个同学,去了一个小酒馆想喝点酒,排解一下心中的不快。

喝酒的时候,严行把他与单守全争吵的事说了,几个同学在酒桌上具体都说了什么,无从调查,也没有这个必要。后来有个孩子说,他们觉得严行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就没给严行出什么好主意,而是说了一些火上浇油的话,借着酒精的作用,口无遮拦,你一言、我一语,激起了严行内心强烈的愤恨。

严行他们喝了不少酒,一直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各自散了。严行仍然没有回家,酒劲儿往上涌,但非常清醒。他去了农贸市场,市场人头攒动,货物琳琅满目。他来到一个农具货摊前,货摊上的农具很齐全,各种刀具都有。严行挑了两把尖刀,大小适中,别在腰间不影响走路,别人还看不出来。付了钱之后,他直接来到单位。

严行上了车间办公楼的二楼,这层是主要领导办公室的楼层。他真的是想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首先来到车队长的办公室。车队长是直接管理严行的干部,权力也不小,估计平时没少刁难严行,所以他第一个报复的目标应该是车队长,庆幸的是,车队长没在,躲过了一劫。

不过严行杀了单守全没多久,车队长就在一次添乘(干部跟随机车检查当中突发了心脏病,在途中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后被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死时才40多岁。人们说他是被吓死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没有找到车队长的严行,随后来到车间主任单守全的办公室。进了办公室后,他在里面把门反锁上,做好了同归于尽的打算。后来在案发现场,办案人员可以看到,那两把尖刀都用上了,第一把尖刀被单守全打掉后,严行又掏出了第二把尖刀,刺向了单守全。

刚开始人们听到单守全训斥严行的喊声,后来就是厮打的声音,再后来,就是砸东西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期间曾有人去主任办公室想说事,却发现里面锁着门呢,便又悄无声息地走了——都知道主任的脾气,随便打扰,很可能会招顿骂。

大概经过很长时间,办公室平静了下来,再没有了任何声响。后来我问几个人,“知道他们在办公室里厮打,为什么不去看一看?”有人说“不知道会出人命”,有的人却说“谁管他的事”。

严行从办公室走出来,来到一楼的调度室。这里是运输指挥中枢,是机车乘务员出勤时需要在这里办理很多出乘前工作的地方,有电话、电脑等很多电子设备。严行红着眼把这些设备全部砸了,边砸边说:“单守全被我杀了,有想当主任的可以当了。”

调度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惊慌失措,找机会躲开了。

严行满手是血,他的手上、额头上都带伤。砸完东西,严行来到楼外,站在那里,很平静,看见一位同事从这里经过,他还从裤兜里掏出100块钱,说:“哥们儿,你的婚礼我不能去了,这礼钱收下。”

我也没法想象当时那个看到他满手是血的同事,是什么样的心态和表情。

单守全是从办公室里爬出来的,他已经无力呼喊了,满身血迹。当他从二楼爬到了台阶转角处后,人们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单守全的办公室里,满地狼藉,花盆等各种物品都被砸碎在了地上——他和严行刚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没有第三者在场,那场面不好想象有多么惨烈。

单守全被扎了十几刀,成了血人,奄奄一息。车间工会主席来到他身边,单守全微弱地说:“救我、救我。”工会主席说:“等着啊,给你找救护车了,一会儿就到。”

没等救护车赶到,单守全就闭眼了。

后来车间工会主席跟我描述这段的时候,我有些气愤地说:“那种情况,你怎么能说让单守全‘等着啊’?应该安慰他,没准儿能挺住呢!”

工会主席轻松地说:“已经不行了,还挺什么?”

“单守全说其他的什么话了吗?”

“没说什么。”他似有所思。

事后有人说,如果单守全看见严行拿出刀来,态度立刻服软儿,跟严行说,有什么事我给你办了,把刀放下,严行会怎么样呢?应该不会这样疯狂地致人于死地吧?

可惜单守全的强势正是他的弱点,如果他能给拿刀的严行跪下,就不是他单守全了。


很多年后,单位撤销了建制,归属合并到其他同类单位管辖。车间编制还有,职工还在,只是机关部门取消了。严行杀人的那栋办公楼还在使用,办公楼的走廊里新刷了涂料,掩盖住单守全求生爬行时蹭在上面的片片血迹。

办公楼成了职工口中的凶宅,新上任的车间主任提出,不想在单守全用过的办公室办公,领导不允许:“不能把世俗的东西带到企业里来,更不能让这样一件换办公室的小事给职工造成负面影响。”新主任只好重新布置了一下摆设,抛弃一切杂念,按部就班地履行主任的职责,并保证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和干扰。

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到2009年,那天,严行被逮捕时,头部也受了伤,有医护人员给他包扎了一下,然后他就被送到医院,住院一个月左右,伤病好了,又被正式收审。

单守全的遗体是等到入夜才从案发现场抬走的,家属的悲痛可想而知,所有的细节没人看到,没人打听,也没人提起,只像是保卫科长说了一件好像无关痛痒的事。

遗体按法定程序进行了解剖。一位20多岁的女法医将遗体开膛破肚,再把伤口缝合。完事后,脱下白大褂,洗了洗手说:“走,吃饭去。”

保卫科长全程在场,自始至终心情都很沉重,他看到女法医的样子感到惊讶,对这位身高1米7、身材像模特一样的女法医,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不能说她是对生命的漠视,只能说她是对自己的工作娴熟和坦然。

网络论坛里,有人提出捐款,上访力保严行。当有人替单守全说话时,就会招到炮轰,甚至污言秽语进行人身攻击。但这仅是网上的舆论支持,对判案不会有任何影响,法律不会参考人情,自然会做出公正的审判。


一年后,法院做出了判决:严行有期徒刑20年,赔偿被害者家属人民币30万元。这个判决应该是最好的结果,可双方都要上诉。

单守全的家属提出,即便一分钱拿不到,也必须判严行死刑。律师提醒:单守全在工作当中有渎职问题及其他问题,人要不死都得追究法律责任;严行杀人是有原因的,虽然动机、情节明确,但是是出于报复心理,并不是主观谋杀而想获取利益或财物,从这一点来说,单守全造成案件发生的因素比例很大,家属应该想清楚。

严行一方则不同意赔偿,亦不同意判死刑。那时,30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严行家根本拿不出来。后来严行的姑姑率先同意了这个判决,并劝说其他亲属:“同意法院的判决吧,我们亲戚把钱都拿出来,再向朋友借一些,把钱凑够了。”

法院最后进行了调解,双方达成协议,都不再上诉,至此,宣布案情彻底结束。

不久,法院将宣判告知单位,单位根据判决书,下达了人事通知书,我亲手将这份人事通知书存入了严行的人事档案,永久收存。


盖棺定论了,有些隐情就可以揭秘了。

有传言,严行为了跑单司机,曾给单守全2000块钱,而严行只跑了一个月的单司机,这一个月的工资刚好能比他原来多挣2000多块钱。单守全嫌严行给钱少了,所以只安排他跑了一个月。而严行想的是:虽然2000块钱挣回了,可那是我挣的辛苦钱,是劳动所得,不应该这么快就把我替换下来。

在法院调查时,不知严行说没说这件事,虽然是行贿受贿,但是受贿方要负主要责任。如果法院参考了这个证据,判决时会予以轻判。但是被害者已经死亡,取证很难。既然严行没有被判死刑,就一定有客观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

最终,单守全没有被单位追认任何称号,也没有任何额外的官方说法,也没听说单位给予了补偿。家属也没提什么要求和条件,就这样曲终人散了。




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后,单守全的妻子调离了原单位,离开了这个城市,回了东北老家。单守全的父母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儿子死了,再后来,单父神志不清,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儿子已经先他离开人世。单母得知此事后,悲痛欲绝,不忍赘述。

严行父母担心的更多则是以后的事情,那次我去他们家时,严父曾说:“人出来以后可怎么办?”是啊,出狱后,严行得有50多岁了,没有工作,也不会有退休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做父母的能不替儿子着想吗?

后来有一次在大街上,我遇到了严母,打了声招呼。她的表情有些忧伤,但身体还算硬朗。严母又拉着我唠了很长时间,可能有些事不好向不知内情的人说,见到我就觉得可以不用再隐瞒什么事,能把心里话倾诉出来。

严母说了不少严行入狱后的家事,我这才得知严行已经离婚了,是严行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不能连累妻子,她还很年轻,让她把孩子带好,给孩子找一个好的继父,千万不能让孩子受委屈。

开始,严行的妻子不同意离婚,严行父母是明白人,极力劝她:等严行出来是不可能的事,趁年轻再找一个吧,不然的话,严行服刑也不安稳,还得牵挂着你和孩子,为了严行好,你就走这一步吧。

严行的妻子没办法,也只能如此。

严行妻子与老两口告别那天,像往常一样做着饭菜,这一顿饭丰盛很多,严母买了很多菜,也是为儿媳妇送行。饭菜做完,一家人坐在饭桌前,谁都不知说什么,严行的妻子眼泪已流下:“爸妈,这是我给你们做的最后一顿饭了,以后就……”然后就说不下去了。

严母叙述到这里,也流泪了——我去他家里时,说起严行的事她都没流泪,可见婆媳情深,难以割舍。

严母嘱咐了几句话,让儿媳妇把孩子带好,有时间就带孩子去看看严行,别让他太想孩子。严行妻子都答应了,还说:“我会常来看你们的,你们身体都不太好,一定要多保重。”

严母对我说:“这么好的儿媳妇,我真是舍不得呀,可有什么办法呢?不能耽误孩子后半辈子呀,我们严家已经对不起人家了,就不能再做愧对儿媳妇的事。”

至此,一个曾经完整美满的家庭彻底解体了,没有修复的可能。杀人犯严行走进了监狱的大门,开始服刑生涯,他要在监狱里度过最好的年华。


一晃多年过去了,严行仍在服刑,严行的前妻应该成家了。

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严母,不知任何消息,单守全遗孀的下落更无从得知。

一切归于平静,身边也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自: cat1208 >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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