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18/0907/11/58231146_784609232.shtml 孝文帝汉化北魏是因为汉服好看吗?

   

孝文帝汉化北魏是因为汉服好看吗?

2018-09-07  张叔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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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北魏孝文帝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中间相隔大约十年时间。


第一次是在太和九年(485)前后,这次变法的实际主持者是冯太后,最终由孝文帝完成,主要内容有三项: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


这三项改革使北魏得以超越此前的五胡政权,在中原地区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王朝模式。其中,班禄制推动了鲜卑军事贵族的官僚化;三长制加强了中央对基层的控制,有效遏制了豪强的膨胀;均田制保证了财政输入的稳定,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农业发展。这三项制度一改魏晋旧制的颓靡和游牧习俗的粗莽,建立起一套具有上升潜力的官僚政府体系,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制度基础。


第二次改革在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之后,主要内容为全盘汉化。


这一次改革,实际上是前一次改革的延续。北魏通过第一次改革,其政权形式从军事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原先文化水平较低的鲜卑贵族,就难以胜任官僚政府的职位。因此,新的官僚政府,必须大量吸收文化水平较高的汉人士族子弟,才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行。但是汉人士族又十分鄙视鲜卑贵族,二者社会地位悬殊,矛盾很深、难以共事。


因此,为了把鲜卑贵族尽快改造成合格的政府官僚,必须主动推行汉化;为了缓和胡汉矛盾,使鲜卑贵族取得与汉人士族相等的社会地位,必须建立门阀制度,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通婚。


然而门阀制度的建立,却导致了鲜卑贵族内部的分裂。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一般只给他以上的几代祖先追尊谥号,而北魏的实际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却一直追谥了27代祖先。这样做是为了更多地笼络拓跋氏的远支旁系,尽量将他们都纳入贵族范围内。


孝文帝南迁洛阳以后,北方代地和六镇还有为数众多的鲜卑贵族,这部分贵族汉化程度较低,主要负责武事,依然保留了军事贵族和部落酋长的风气。


而孝文帝评定鲜卑姓族高低时,又是以这些姓族当时的官爵大小为标准的,在洛阳中央朝廷担任高官的八大姓,被评为第一等。而那些留守北方的鲜卑贵族,则完全被排斥在门阀之外,甚至沦为庶族,再也无法进入权力核心,因此不满情绪日益滋生。


而那些南迁洛阳的鲜卑贵族,在门阀制度的保证下,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但是这些门阀贵族的文化水平又不可能得到骤然提升,他们由于缺乏“居安思危”的政治修养,在物质刺激下迅速腐化。


鲜卑门阀贵族的腐化体现在:生活腐化,聚敛财富、竞奢斗富;吏治腐败,公开卖官鬻爵、大肆贪污;道德沦丧,昏聩无能,丧失治国领兵能力。


门阀贵族的腐化和六镇鲜卑的不满,最终引发了六镇、河阴之乱及胡化运动,导致了北魏政权的分崩离析。


对于这段历史,陈寅恪这样总结道:“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历北齐、北周至隋朝,又恢复了汉化,直至于唐。胡化无疑是一种退化,但并非全为退化,而是胡汉民族又一次交混产生的一种新局面。假使一直汉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变得更腐败。”


因此,如果没有这次胡化对孝文帝汉化的纠偏,其门阀制度会导致北朝一直腐化下去,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隋唐盛世。这也正如陈寅恪的著名论断:“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所以,隋唐盛世的形成,既建立在孝文帝改革所奠定的制度基础之上,同时又离不开胡化运动对孝文帝全盘汉化的纠偏。


历史遗迹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图为第六窟中的佛像,建于孝文帝时期。

(供图: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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